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  >  学术研究  >  学术报道  >  正文

【珞珈德国哲学讲坛】华中科技大学洪亮教授主讲“希望的超越性:莫尔特曼与布洛赫的历史哲学之辩”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5-04-21

本网讯(通讯员 毕建伟)4月17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122cc太阳集团洪亮教授在122cc太阳集团B214报告厅进行了题为“希望的超越性:莫尔特曼与布洛赫的历史哲学之辩”的讲座。本场讲座由122cc太阳集团、122大阳城集团网站德国哲学研究所、122大阳城集团网站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系“珞珈德国哲学讲坛”系列讲座第18讲。讲座由122cc太阳集团外国哲学教研室王咏诗副教授主持,杨云飞教授担任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旭与70余位师生列席参与。

讲座开始,洪亮教授预告了本次讲座的目的和内容:通过布洛赫和莫尔特曼两位哲学家深入剖析希望概念在20世纪历史哲学中的意涵,并展望这一历史哲学之辨对于2025年的当下启发。

讲座的第一部分,洪亮教授介绍了布洛赫与莫尔特曼的希望思想。他首先回顾了希望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希望在古希腊时代被看作“迷惑心智的骗局”;康德则给予希望一定的正面地位。

至20世纪,布洛赫详细辨析了希望概念。他区分了作为“wishful thinking”的希望和作为“docta spes”的希望,前者是古希腊哲人所贬低的无根据的妄想,后者则是有依据的希望。这一依据就是希望的超越性:希望可以超越当下现实。对于布洛赫来说,希望就是超越的同义词:历史的过程即尚未揭示其自身的人(“隐蔽的人”)赋予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以具体形态(意识到“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同一性家园”),是一个由可能向现实的过程。希望就是对具体形态的预先把握,因而具有超越性。

莫尔特曼对布洛赫的希望原理进行了“一种平行的神学阐发”。他以“应许”(promissio)来阐释有依据的希望,不再以死亡-审判-天堂或地狱的模式,而是从宇宙-历史维度和生存个体维度理解终末论。

讲座的第二部分:洪亮教授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布洛赫和莫尔特曼的解读模式,以及20世纪历史哲学中“将来”的优先性的问题。

在19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理解中,历史进程是一种神义论过程。“真无限”不只是与有限的对立,还要与有限建立联系,它在历史进程中代表现代性克服市民社会内部冲突与分裂而实现和解,代表以自由为终极目的之进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卡尔·洛维特反思19世纪的历史模型,发现我们的历史哲学都依赖以将来为焦点的终极视野,复杂的历史进程通过将来被赋予统一性,导致现代性进程呈现出征服性进步主义的特点。历史因而成为一种信仰,有准宗教的特点,历史体验呈现出无节制性。这一问题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的过去-当下-将来的时间体验结构。奥古斯丁体系提倡以对将来的凝视对抗时间体验的破碎性,因而在历史进程中,偶在性没有什么价值。布洛赫和莫尔特曼的理论则重新塑造了将来的优先性。他们认为,过去和将来不是单向流动的关系。过去之中有将来,将来之中有过去。在过去之中我们有对将来的期望,过去本身有生动性。因此,布洛赫与莫尔特曼的观点与黑格尔将现实性与必然性同一的看法区有别,能够超越征服性进步主义的窠臼。

讲座第三部分,洪亮教授介绍了布洛赫和莫尔特曼理论之间的差异。莫尔特曼在《希望神学》中主要是以神学角度阐释布洛赫的希望观,没有形成对布洛赫理论的竞争性论述。但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中,莫尔特曼提出了“开放的可受伤性”和“共悲情的人”,将视角转向历史进程中的创伤。希望经历受否定的应许,其“被给予性”(面向将来性)指向绝望,自由的被给予性体现为绝望之处的希望。在希望-失望-绝望-希望的过程中,希望展现出韧性。布洛赫与莫尔特曼的不同之处在于:布洛赫认为“过去中的将来”就是人类开创将来的源初能动性,因而更多是一种强者视角;莫尔特曼则关注“被损害的被侮辱的人”,着眼于弱者的将来:过去成为现实后依然有面向将来的维度,弱者的过去也面临被救赎的前景,当下和未来的行动会影响、改变我们对过去的评价、改变过去的意义。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洪亮教授基于20世纪对希望的解读展望未来,探讨了希望概念对身处21世纪的我们应当具有何种意义。回顾20世纪的历史,希望、失望、绝望交织而不断重复。布洛赫强调希望在历史中开拓将来的能动性,莫尔特曼强调希望在历史中的韧性。二者都是建立在反思黑格尔哲学基础上的希望解释学,它们在包含强烈的面向将来之取向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反思以将来作为一切焦点的时间性思维,走向平等共存的空间性思维;反思时间视域(将来)的优先性,走向空间视域(景观)的优先性。

讲座最后,洪亮教授提出,当下亟需进行宏观理论更新,因此我们需求宏大希望、寻找宏大承诺。希望与承诺的关系伴随近代世界历史全过程。近代以来有两次人之为人的道德承诺,第一次是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主权原则与自然人性,确立了人的自然和自由;第二次是战后联合国建立与《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人类各族群在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当下,技术-文化的不断变革和地缘政治加速重组可能预示着第三次道德承诺的到来,这个承诺可能有三个层次:人类彼此排异的各族群成为彼此交染的韧性共同体;自然与文化的双向渗透和对人类概念的理解的变革;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多物种的共生。

在讲座的评议环节,在场师生与洪亮教授展开了深入讨论。杨云飞教授在评议环节首先对报告内容进行了精要概括并表达了学术共鸣,随后提出了时间性思维的可能性是否已被穷尽、第三次道德承诺是否是一种进步而使得进步主义的观点成立、民族交染和多物种共生面临的现实困难等问题;王旭老师则从上世纪60年代德国现象学的空间性转向、对第三次道德承诺的猜想、科学发展是否真的有强进步主义特点等方面做出补充;在场同学也提出了空间性思维是否要排斥人类中心主义、为什么进步主义不能掩盖或阻止创伤的产生等问题。洪亮教授对这些问题和补充一一回应,做出耐心细致的解答。

洪亮教授的讲座见解深刻、内容前沿,引发师生热烈讨论。互动环节气氛活跃,大家积极交流学术观点与实践思考。主持人王咏诗副教授最后对主讲嘉宾的精彩分享和听众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