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波教授通过回顾与苏珊·哈克的学术交往，概述了她的学术生涯、主要著作、核心理念及学术影响力；总结了苏珊·哈克的学术品格：对于学术工作的热爱、忠诚和坚守，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来提升自己的价值；保持宽广的学术视野，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坚持理性的严谨和诚实，始终把研究的目标对准真相和真理；坚持独立思考，不被流俗和权威绑架，敢于和善于提出新说；站在这个复杂而多元的世界的粗糙地面上，不要让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始终保持健全的常识感；承担和履行作为严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对于各种乔装打扮的学术怪论展开有理有据的批评；在困难时期坚持下去，不过于患得患失。苏珊·哈克的学术生涯和理念提供了如何在学术研究中保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以及如何面对学术政治的启示。苏珊·哈克的经历也提醒学者们在追求学术深度的同时，不应忽视学术的广度和对现实世界的关注。

【关键词】苏珊·哈克；坦诚实在论；批判的常识主义；简洁主义；基础融贯论

作者简介：陈波，哲学博士，国际122cc太阳集团（IIP）院士，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院士，122cc太阳集团人文社科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逻辑学和分析哲学。

文章来源：《江淮论坛》2025年第2期

原文引用：陈波. 苏珊·哈克的学术生涯及贡献——《探究的连续性——古典实用主义的启示》序言[J].江淮论坛，2025（2）：29-3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与苏珊·哈克（Susan Haack）保持了近40年的密切学术交往。攻读硕士学位时我就开始阅读她的著作，后来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又与她合作研究一年。除了后来的一些法哲学论著，我阅读了她的大部分著作和论文。我两次邀请她访问北京大学，并安排她在中国多所高校作学术演讲，先后对她作了两次长篇访谈，策划和安排了她的多部著作和十多篇论文的中译和发表。早年，她给我修改英文论文，对我撰写和发表英文论文提供帮助。在很长时间内我们互通各自的学术信息及进展，我把她当作我的学术导师和引路人，是她的著作引导我走上了逻辑哲学研究之路；她还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理智品格和学术研究，例如她的四条箴言也是我的学术坚守：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主张连续主义，抵制错误的二分法；在困境中坚持；别忘了这个世界，学术研究要始终直面我们居住其中的这个复杂而多元的世界（表述有改动）。根据她一贯的提倡和践履，我或许还要加上一条：坚持理智的严谨和诚实，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

一、我与苏珊·哈克的交往

1982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西方逻辑史，导师为马玉珂教授。我当时认为，研究逻辑史很有意义，但以此为终生志业，钻进故纸堆里，远离学术中心和主流，并非我之所愿。于是，我经常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新近的英文文献，找寻合适的学术方向。当时，有一个机构复制了一些国外原版学术著作出售，我买了苏珊·哈克的《逻辑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s，Cambridge，1978）和尼古拉斯·雷谢尔（Nicholas Rescher）的《哲学逻辑论题》（Topics in Philosophical Logics，Springer，1968），认真阅读，认为这两个方向特别是逻辑哲学很适合我，遂开始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逻辑哲学引论》（30万字），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成熟很多且篇幅更大的《逻辑哲学导论》（40万字）。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开始与苏珊·哈克书面通信。2002年2月至2003年2月间，她为我申请到一笔不错的研究基金，我遂作为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院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共同资助的CSCC Fellow，赴美国迈阿密大学与她合作研究了一年。我有专用的办公室，每周至少与她会面两次，阅读了她当时已经和即将出版的每一本著作，并与我当时的博士研究生张力锋和刘叶涛共同翻译了她的《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一书，200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那里，我撰写了教科书《逻辑学导论》，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迄今已出五版，销量近十万册。也在那里，我对她作了一次长篇访谈，回顾了她至当时为止的整个学术生涯，概述了她至当时为止的主要学术工作及理念，后来正式发表了中文和英文版。后来我又对她作了一次长篇访谈，中文版于2016年在《河南社会科学》发表。

由于我与赵敦华教授一起承担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复兴”，苏珊·哈克是美国实用主义研究的资深专家，我遂邀请她为中国读者编辑一本实用主义经典读本，我参与讨论相关细节，为她复印原始资料，中译本《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以苏珊·哈克主编、陈波和尚新建副主编的名义，于2007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2004年，我邀请她第一次访问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作了2次演讲，并安排她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作了9次演讲。2009年，我邀请她再次访问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作了有关真（truth）与真理（truths）的3次演讲，并安排她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作了9次演讲。我还策划和安排了她的《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第二版）、《理性地捍卫科学》以及十多篇论文的中译及发表工作。2007—2008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其时决定写英文论文、投国际期刊。我把系统性质疑克里普克哲学的一个研究计划发给她，征求她的意见，得到了她的鼓励和支持；在那里，我写出了第一篇正式的英文论文《荀子的政治化和伦理化的语言哲学》，她帮我在打印稿上仔细修改文字，并写出一些评论，我再仔细修改，于2009年在《中国哲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上发表，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AHCI期刊论文，迄今已经发表30余篇。她后来还帮我修改过几篇英文论文。2021年，我调入122cc太阳集团后，有意邀请她访问122大阳城集团网站或作线上演讲，但由于“新冠疫情”以及她身体上的原因，未能实现。在近20年内，我们保持频繁的电子邮件联系，她告知我有什么著作出版，有什么论文发表，并发给我电子版，还告知我获得了什么学术荣誉或头衔等。我视她为我的老师和学术引路人，在她面前执弟子礼，为在中国传播她的学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与苏珊·哈克的交往中，我获益匪浅。像她一样，我在人格和学术上也相当独立，有时候也会与她在某些问题上发生分歧……

二、从平民女孩到杰出的女哲学家

苏珊·哈克于1945年出生于英格兰白金汉郡的一户普通人家，在那里上小学和中学。她亲口对我说，英国的伙食和烹调水平很差；她是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求学全靠奖学金。她先就读于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学习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随后在该校获得BPhil（牛津的哲学硕士）学位。她的第一位哲学教师是简·奥斯汀（Jan Austin，哲学家J.L.Austin的遗孀），跟从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学习柏拉图，跟从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学习逻辑，跟从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学习伦理学，在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s）的指导下撰写有关模糊性（vagueness）的学位论文。她后来如此回忆牛津时光：

实际上，我仍然记得初到牛津时的文化冲击：我家里没人上过大学；我的口音暴露了我出身中下阶层；像我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我没有上过私立学校；而且我也没有对所期望的工作水平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甚至不知道这顿饭叫什么——我从小就称为“晚餐”的是“午餐”，而我从小就称为“茶”的是“晚餐”。不知不觉中，我很快学会了说得更好。凭借刻苦努力，我很快就在学业上迎头赶上了。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牛津在多大程度上是关于“人脉”和“血统”而非教育的。

了解她的出身和她的牛津生涯，对于理解她过分敏感和自尊、相当孤僻和桀骜不驯的性格、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以及后来的学术际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学毕业后，苏珊·哈克在剑桥大学一所女子学院（New Hall）任教，同时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与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教授的交流中继续其哲学教育。她说，后来以弗协调逻辑和双面真理论闻名的澳大利亚逻辑学家格雷厄姆·普利斯特（Graham Priest）是她在剑桥讲授的逻辑课程的学生。在T·J·斯迈利（T.J.Smiley）和I·M·哈金（I.M.Hacking）的指导下，她于197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剑桥期间，与当时在那里就读的澳大利亚学者罗宾·J·哈克（Robin J.Haack）结婚，这是她的夫姓Haack的由来。她的丈夫不幸早逝，她却一直保留夫姓，或许因为Susan Haack这个名字在哲学界已经很响亮了。1971年，她开始在英国新成立的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任教；1976—1982年间，晋升为Reader，相当于有杰出原创研究记录但没有正式职位的教授；1982年升任教授。这个晋升过程已经相当快了。1990年，苏珊·哈克转入美国迈阿密大学文理学院任教至今，当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但始终保留英国国籍，目前为该校人文学杰出教授、文理学院库珀高级学者、哲学教授和法学教授。

从理智背景来说，苏珊·哈克的哲学无疑属于英国分析哲学传统，她在牛津和剑桥的导师都是当时重要的甚至是著名的分析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她的早期工作主要探讨有关逻辑学的哲学问题。直至20世纪80年代，蒯因（W.V.Quine）对她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细读蒯因的《语词和对象》引导她去阅读皮尔士的著作，很快就被后者深深吸引，由此成为皮尔士哲学的忠实追随者和诠释者。随后，她又系统阅读了詹姆斯、杜威、米德甚至晚近的霍姆斯（Oliver Wendel Holmes）等实用主义大师的著作。实用主义成为塑造她的理智品格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她的学术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她强调连续性，赞成皮尔士的“连续论”（synechism），致力于摧毁哲学上一系列虚假的二元区分，如基础论和融贯论、内在论和外在论、先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等；她在认识论上主张温和的自然主义，认为语言意义是不断生长变化的，形式化方法有其固有的限度，等等。她撰写了很多讨论皮尔士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的文章，编辑了《新旧实用主义选读》一书，担任过皮尔士学会会长，有人称她是“皮尔士在理智上的外孙女”。她被作为美国哲学家编入《美国哲学百科全书》，对此她欣然接受并感到骄傲。她也阅读卡尔·波普尔和理查德·罗蒂等人的著作，对罗蒂的思想作了一系列激烈的批评，称他是“庸俗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她曾撰写一幕话剧，其中所有台词都摘自皮尔士和罗蒂的著作，以凸显他们的实用主义是多么不同。这幕话剧还实际上演过，她本人扮演皮尔士。她还阅读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对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推崇有加，认为它精准地描写了英语学界的自我欺骗和虚假探究等，进而探讨想象、反讽和幽默在哲学中的作用以及更一般的文学哲学。她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没有孩子，几乎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学术工作。如今她已年近八旬，仍然应邀在世界各地演讲，发表论文、出版著作。

《变异逻辑》（Deviant Logic，1974）是苏珊·哈克基于她的博士论文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她重点关注逻辑的哲学方面，特别是认识论方面。她详细考察未来偶然性问题、直觉主义、模糊性、单称词项和存在，以及量子力学对由弗雷格、罗素创立的基于二值原则的经典逻辑的挑战，特别是这些挑战的动因、形式、理据、性质等等，阐明了“变异逻辑”和“扩充逻辑”的区分，捍卫了“逻辑是可修正的”这一观念。这本专著在1996年出版了扩充版，并更名为《变异逻辑，模糊逻辑：超越形式主义》。扩充版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５篇论文，其中３篇关于逻辑真理与演绎的证成问题，另外２篇则是批评模糊逻辑（fuzzy logic）的论文，但它们都与《变异逻辑》的核心议题密切相关，即逻辑是可修正的。《劳特里奇哲学史》第九卷《20世纪科学、逻辑、数学的哲学》（1996）把《变异逻辑》的出版列入逻辑学大事记。1980年，该书西班牙文译本出版。目前，我正在推动翻译出版它的中文译本。

《逻辑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s，1978）是她的第二本著作。这是一本带有教科书性质的研究著作，分析了逻辑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如有效性、语句联结词、量词、单称词项、真值承担者、真理论、悖论；还探讨了有关模态逻辑和多值逻辑的哲学问题；同时阐发了很多原创性观点，例如关于逻辑的性质和范围，关于形式论证和非形式论证、系统内有效性与系统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关于逻辑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基础；最后将其观点提炼为逻辑多元论，即认为正确的逻辑系统不止一种，因为逻辑的形式系统旨在表述非形式论证、系统外的有效性概念和逻辑真理概念，但同样的非形式话语有不同的形式化投射，当不同的形式系统对同一个非形式论证给出不同表述时，它们有时候可以是同样好的，只是适用于不同目的。这本著作写得深入、细致、简明、流畅、准确，显示了作者在逻辑和哲学方面的专深素养，在出版近40年后仍在不断重印。它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例如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韩文、克罗地亚文等），中译本于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为她带来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如前所述，我投身于逻辑哲学研究，主要是受她这本著作的影响。

《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Evidence and Inquiry：Towards Reconstruction in Epistemology，1993）是她的第三本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发展了她先前的认知证成理论——基础融贯论（Foundherentism）：证成不仅需要感觉—内省经验的输入，从而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而且需要信念之间普遍的相互支持；后者所导致的并非恶性循环，而是建设性循环（详见后一节的阐述）。该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已经出版西班牙文、中文、罗马尼亚文、阿拉伯文译本，德文译本正在准备中。2009年出版了经过扩充的第二版，加入了篇幅较长的第二版序言，以及先前发表过和未曾发表的4篇相关论文，更名为《证据与探究——对认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中文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不时髦的论文集》（Manifesto of a Passionate Moderate：Unfashionable Essays，1998）是苏珊·哈克的第四本著作。在《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出版之后，她接到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国家的很多邀请，要求她就诸多不同议题，如女性主义认识论、肯定行动、多元文化论、新实用主义、相对主义、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大学治理、学术伦理和知识与宣传等等作演讲或撰写文章。这些工作把她引入广义的社会哲学领域，开启了她学术研究的跨学科转型。我认真阅读收入此书的每一篇论文，并甚为欣赏。她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热情关注，对各种后现代时髦和新实用主义的不妥协的批判立场，对真实探究、虚假探究和假冒探究的区分，对以“理智的诚实”为代表的学术伦理的倡导和坚持，关于哲学既不从属于科学也不只是一种文学的元哲学观念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1年，出版了该书的葡萄牙文译本。目前，我正在推动翻译出版它的中文译本。

《理性地捍卫科学》（Defending Science Within Reason：Between Scientism and Cynicism，2003）是她的第五本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她左右开弓，既反对关于科学的各种旧尊崇主义，又反对以各种后现代思潮为代表的新犬儒哲学，试图在理性的限度内全面捍卫科学：不仅试图理解科学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还试图描绘关于科学在探究中、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的更为总体性的图景。她的核心观点是：科学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骗取信任的把戏，而是不断自我修正的探究过程，虽然不完美，但在合理范围内仍能够提供可靠的知识；无论如何，在所有的人类认知事业中，自然科学确实是最为成功的；科学既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也是一项社会的事业，由此才派生出科学的诸多特点以及我们对科学应该采取的态度。她还阐述了她自己的科学认识论——批判的常识主义（Critical Common-sensism），以及作为后者之基础的坦诚实在论（Innocent Realism）（详见后一节的阐述）。她继续思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科学社会学的认识论作用、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科学与法律的相互作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则讨论了有关科学终结的预言。这本著作在科学家团体中很受欢迎，在我的安排下，中文译本于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意大利文译本于2023年出版，加泰罗尼亚语译本正在准备中。

《新旧实用主义选读》（Pragmatism，Old and New：Selected Writings，副主编Robert Lane，2006）是由她编辑的实用主义读本。如前所述，此书的编辑实际上是我提议的，2006年在美国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2007年在中国北京出版了中译本。此前，我在台湾《哲学与文化》杂志发表了她的文章《美国实用主义》的中译稿，我为其撰写的中文摘要是：“该文概述和评价了从古典实用主义到当代新实用主义的演变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条理清楚，言简意赅，评价切中肯綮。作者比较推崇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皮尔士的思想，例如他对真理的关注，对证据的尊重，对理智整体性和诚实探究的强调，以及对虚假推理和不诚实论证的厌恶。对各种新实用主义则多有批评，特别是对里查德·罗蒂的思想，认为他败坏了古典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是庸俗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

《让哲学发挥作用——探究及其在文化中的位置》（Putting Philosophy to Work：Inquiry and its Place in Culture，2008）是她的第六本著作。在《捍卫科学》出版之后，苏珊·哈克又收到很多意外的邀请，要求她就诸多不同的论题发言，这导致了收集在《让哲学发挥作用》一书中的那些论文涉及如下论题：真理、解释、融贯、科学的整合、科学主义的标志、波普尔的逻辑否定主义、自然主义和超自然现象、科学与法律体系的相互作用、认识论，等等；也涉及连续论、形式化方法在哲学中的地位、从小说中获得的认识论教益、生活的意义，以及学术伦理等。其中谈得最多的是“真”和“真理”，提出了一种简洁主义（Laconicism）真理论（详见后一节的阐述）。

《证据的重要性——法律中的科学、证明和真理》（Evidence Matters：Science，Proof，and Truth in the Law，2014）是苏珊·哈克的第七本著作。她先前的认识论著作《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被迈阿密大学法学院用作相关课程的教材，1997年她应邀开始在该法学院授课，2000年担任该学院法学教授，正式进入法哲学领域。她再一次表现出非比寻常的能力和认真，把自己的认识论知识储备与具体的法学实践相结合，主要在３个领域内工作：关于举证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科学证据的法律处理；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宪法问题，她对在公立中学讲授进化论的宗教异议特别感兴趣；关于法律实用主义。就像为了写作《捍卫科学》她决心让自己去熟悉一门具体科学即分子生物学一样，在从事法哲学研究时，她也有意识地既不使她的哲学讨论过于抽象以至远离法律实务，也不使它们与某个特定的法律体系联系过于紧密以至失去普遍性。她努力尽快熟悉美国的法律体系、各种著名的判例和法律史，并与欧洲大陆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法律体系相比较。她的努力很快得到国际法学界的认可，被邀请到世界各地的法学院和国际研讨会上作演讲或报告，在各种法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经过优选的文章被结集为这本《证据的重要性》，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列入一套法学丛书出版。该书主要探讨如下问题：法律中的真理只是简单平凡的真理，还是自成一类的真理？审判是对真理的追求吗？抗辩制和证据排除规则是促成还是妨碍对事实争议的精准裁定？证明的程度能够等同数学概率吗？统计证据在司法审判中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法庭该如何处置案件裁决有时候也要依赖的科学证言？法庭如何区分可靠的科学证言和不可靠的证言？等等。该书中译本于2022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当然，苏珊·哈克还有一些其他学术出版物，关于她的其他研究文集正在准备中。

三、敢于和善于提出新说

在一系列著述中，苏珊·哈克提出和论述了如下具有创新性的核心理念。

（1）坦诚实在论。它力图坚持的形而上学立场，能够使最健全的实在论直觉适应最精致的反实在论的反对意见。它描画了一个由自然物质、事物、种类、现象、规律等叠加而成的多元宇宙，但后者又是整合一体的，这种整合并不是按照还原主义者所想象的粗糙方式进行的。地球是“我们”所在的世界的角落，它仅仅是庞大宇宙的一个微小部分，或许这个宇宙本身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但是，在这个与众不同的行星上，人造物——包括物理制品、社会制度、规则、规范、法律，如语言、理论、艺术品（戏剧、诗歌、小说）和其他虚构作品这些理智和想象的产品——像一张密集的网络覆盖在自然实在之上，后者包括自然物、材料、现象、事件、种类、规律。在不可完全互译的不同词汇表中，有许多关于这个丰富多彩世界的真理，例如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真实地描述同一本书：它的物理构成、它的历史、它的内容、它的影响，等等。

（2）批判的常识主义。它是一种关于科学理论如何与证据、方法、工具、程序等相关联的科学哲学。如爱因斯坦所言：“整个科学不过是日常思维的一种提炼。”从本质上说，科学的证据类似与一般的经验断言相关的证据（包括感觉内省的证据和理由）；与有关普通的经验断言的证据相比，它更依赖观察的工具，并且它几乎总是一代或数代科学家共享的资源。在科学中所使用的是为所有经验探究共有的推理、程序、前提条件、限制性因素，它们由一整套局部的、演化着的科学的“帮助”所强化：观察的工具、模型和隐喻、数学和统计推理的技术、计算机程序和网络，以及让大多数科学家在大多数时间内保持诚实的一整套社会建制。

（3）基础融贯论。它是一种关于认知证成的理论。苏珊·哈克对各种形式的基础论和融贯论提出了系统性批评。前者要求在被证成的信念中区分基本信念和派生信念，并且把证成看作单方向的，即只要求用基本信念去支持派生信念，而绝不能相反；后者主张证成只涉及信念之间的关系，一个信念集合的融贯证成了作为其元素的那些信念。她发展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间型理论——基础融贯论，包括如下两个断言：一个主体的经验是与其经验信念的证成相关联的，但是不需要任何类型的具有特殊地位的经验信念，后者只能通过经验的支持来得到证成，而与其他信念的支持无关；证成不是单方向的，而是包含着信念之间无处不在的相互支持。基础融贯论既包括证成的因果方面，也包括证成的逻辑或拟逻辑方面；好的证据必须考虑三个维度：支持性、独立安全性和全面性。她还提出了对基础融贯论的元证成，它的证成标准以真理为导向，旨在揭示和发现真理。基础融贯论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被视为当代认识论中有关认知证成的几种主要理论之一。

（4）简洁主义。苏珊·哈克认可拉姆塞（Frank Ramsey）的说法，即关于真，最确实的说法是：“p是真的”和“p”即使不是等同的，也是等价的；真就是一个人相信A是B并且A是B。更简单地说：一个信念是真的当且仅当它是信念p并且p；或者说，为了确定一个信念是否为真，要看事情是否确如该信念所说的那样。她把这种真理论叫作“简洁主义”，旨在强调真理的客观性，反对真理是相对于个人、团体、理论、语言、概念框架和文化的等等说法。她也承认，简洁主义不够完整，需要补充关于表征（representation）、实在（reality）和命题量词（propositional quantifiers）的说明。她进而强调指出：只有一个真概念（truth），但有许多不同的真理（truths）。“一个真概念”是指：说一个主张是真的，就是说事情正如它所说的那样，而不是说任何人或每个人都相信它，也不是说它是从这个或那个理论中得出的，或者有很好的证据支持它，等等。“有许多真理”是指：特定的经验主张，科学理论，历史命题，数学定理，逻辑原理，文本解释，关于一个人想要什么、相信什么或打算作什么样的陈述，关于语法、社会或法律角色和规则的陈述等，都可以是真的。对哈克的简洁主义我持保留态度，认为若将其充分展开，它就是真理符合论的某个版本。我坚定地认为，“真”是一个实质性概念，至少涉及两个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事物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与我们的说话方式。

（5）逻辑多元论和逻辑的可修正性。在逻辑哲学研究中，苏珊·哈克主要关注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和认识论地位。她论述说，逻辑关注逻辑后承及其有效性概念，但有两套不同的概念：非形式论证和形式论证，系统外的有效性和系统内的有效性。逻辑学家力图用后者去理解和把握前者，但在直觉中和日常语言中，前者具有多面性、模糊性和歧义性，这就留下了这样的可能性空间：不同的逻辑学家构造不同的逻辑系统去刻画非形式论证和捕捉系统外有效性的不同方面，由此导致不同逻辑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于是正确的逻辑有多种（逻辑多元论）。由于逻辑以多种方式与实在以及人对实在的认知相关联，具有经验内容，逻辑因而是可修正的。尽管各种变异逻辑各有理据，但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很难被接受为可被实际应用的正确逻辑。她的逻辑哲学具有浓厚的蒯因色彩，但与蒯因不同的是，她持温和的逻辑多元论，而蒯因坚定地主张逻辑一元论即只有（带等词的）标准一阶逻辑才是真正的逻辑。

（6）形式化方法的局限，以及意义的变化和生长。苏珊·哈克一再论述，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还是在哲学中，归纳逻辑、概率演算和形式化方法都有严重局限性，不能过于依赖它们；相反，概念的澄清、路径的辨明、合适的方法和工具的使用，甚至隐喻、幽默和想象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特别强调科学研究中词语的意义随知识的生长而生长：通过考察生物学中从“蛋白质”（protein）到“DNA”和“RNA”（核糖核酸）这些概念的演变史，通过追溯法律概念的意义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技术而进行调整，她说明了经验知识如何逐渐进入词典成为语义知识，以至经验知识和语义知识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7）对后现代思潮和当代学术政治的严厉批评。她论述说：负责且出色地完成我们作为教授的工作需要有好的品格，尤其需要这样一些美德，如勤勉、坚韧、判断、诚实、专注、对可行之事的现实感、公正、独立、尊重和勇气——在教学和研究中，在编辑、论文提交、评审以及参与聘用决定等其他活动中，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令人感伤的是，学术环境中近来发生的变化，例如，一个新的职业学术管理者阶层的生长，越来越强调为了大学声誉和职称晋升而出版著述，越来越重视资助和研究项目，以及越来越关心“排行榜”，此类考虑正在全盘侵蚀着这些关键的学术美德。她还批评学术同行评审制度、夸张的学术奖励机制，以及学术出版商对作者权力的侵害，等等。

四、“50位最具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之一

苏珊·哈克的学术贡献早已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可。1996年，她入选《女性哲学家》，该书精选了17位重要女性哲学家的作品，“从17世纪安妮·康威到20世纪苏珊·哈克”。1999年，她当选为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哲学院（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缩写为IIP）院士。IIP每年开一次院士大会，每位院士必须在三年内至少参加一次院士年会，否则除名。由于哈克从不出席院士年会，其院士资格于2007年被取消。2004年，她入选《一百个哲学家——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生平与著作》一书。2005年，伦敦《星期日独立报》将她列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10位女哲学家之一。2007年，他人编辑的研究文集《苏珊·哈克，一位杰出的女士：该哲学家回应她的批评者》出版。2008年，《美国哲学百科全书》收入“苏珊·哈克”辞条。2011年，罗马尼亚彼得·安德烈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2016年，研究文集《苏珊·哈克，哲学的重新整合》出版，该书收录她于2013年应邀在德国明斯特大学所作的两次演讲，以及提交给随后召开的关于她的哲学的国际研讨会的14篇论文；同年，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授予她尤利西斯金质奖章（诺贝尔奖获得者杰弗里·辛顿［2024年］、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2013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2010年］、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2010年］和希拉里·普特兰［2007年］亦获得此奖章，可见其重要性和世界性声誉），亦入选美国教育网站TheBestSchools评选出的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2020年，她获得西班牙赫罗纳大学国际法律文化大会奖；同年，加拿大杂志Cosmos+Taxis 出版专刊《哲学、世界、生命与法律：纪念苏珊·哈克》。2024年，西班牙出版研究文集《苏珊·哈克的法哲学》。

但客观地说，苏珊·哈克没有获得她应该得到的相应程度的认可，例如她尚未入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里面有480多位哲学家），甚至也不是她的祖国——英国科学院的院士（里面有70多位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她处在当今西方主流哲学圈之外。她自己写道：“就现在的目的而言，我在智力上也从未完全适应（各种学术政治）；不知何故，我的兴趣和想法几乎总是设法脱离当前的时尚，而且常常完全脱离了主流。差不多从一开始，我好像一直都在逆流而上。”“毫不奇怪，我从未做过一份‘有声望的’工作，没有获得过一笔重大资助，也没有担任过任何有任免权的学术职务，或者任何类似的职务。”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她本人的自主选择造成的。

（1）她严厉批评当代哲学的碎片化、过度专业化和反历史主义，断言其灾难性后果：“它使我们看不到哲学各个分支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使我们无视知识的普遍一致性，迫使我们重犯过去哲学上所犯的错误。此外，先人所创造的哲学进步原本可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而它却让我们重新陷入黑暗去摸索。”她倡导哲学研究的整合融通之道，提出抵制这种碎片化的建议：不要只读一种类型的书或者只听从一类人的建议；要积极关注哲学其他领域；要关注我们居住其中的这个世界；哲学研究要富有建构性，而不是试图投机取巧。但问题在于，当代分析哲学的主流评价标准恰恰在于专业化。在这种评价标准看来，她的学术范围太大，学术研究的重点转换太快。她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与近来似乎在职业哲学领域（几乎）无所不在的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准技术性工作是多么的不搭调”，“我在智力上从未完全适应的一种方式是，在职业哲学逐渐变得越来越高度专门化的今天，我的兴趣却变得越来越广泛”。她的早期工作集中在逻辑哲学领域，在写了两本很有影响的专著《变异逻辑》和《逻辑哲学》之后，她将学术重心转到认识论研究，几乎再也没有回到专深的逻辑哲学研究。专著《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受到关注之后，她被引向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和各种文化论题，作了很多跨学科研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也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和各种新实用主义。她还继续探究《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中的主题，针对关于科学的各种后现代批评，撰写了《理性地捍卫科学》一书，对科学作了几乎全景式的审视与辩护。据我判断，她所说的大都是正确的，但由于所涉论题过多过广，在深度方面有所欠缺。同样由于《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一书带来的机缘巧合，除担任迈阿密大学哲学教授外，她还担任该校法学教授，进入法哲学领域，晚年几乎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投放于此。她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不少领域都没有长期专注地工作，没有长期追踪和参与其中的学术论战，与其中的研究热点有所疏离。

（2）她受到皮尔士的影响很大，试图对这个世界和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提供某种总体性说明；她还讨厌哲学上的各种截然二分，认为真理常常存在于各种极端之间，花费很大的精力去构造各种中间型理论；她似乎特别在意说得正确，因而常常把话说得很周全，加上很多限制性条件，等等。她的这种研究方式与当今西方哲学的主流方式有很大的距离，后者常常专注于对某个狭小领域内的具体问题作专深的且常常是技术性的探讨，研究者们常常把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惊世骇俗，“语不惊人死不休”，由此带来学术影响力。她激烈批评这种现象，说当今哲学界已经蜕变为一些自说自话的小圈子，她主动选择或被动隔离于这些小圈子之外。

（3）她自视甚高，率性而为，性格相当孤僻而倔强，从不屈就。她写道：“我从来都不擅长和我几乎不认识的人闲聊。”“我生性就不喜欢赶时髦，无论在哲学方面抑或其他方面；不擅长‘搭建人脉’、互惠的学术利益交换、‘唯唯诺诺、和气生财’以及自我推销；我对那些无论你说什么都不会影响结果的会议的容忍度非常低；……我从来都不擅长任何一种形式的学术政治活动。”“最重要的是，我有个糟糕的习惯，那就是心直口快，既没有天赋、也不愿意掩饰分歧或者用谄媚的机智压制批评，并且以一种令人愤怒的方式看到哲学家们极其荒谬或极度自命不凡的主张中可笑的一面……”在中后期，她不太愿意接受学术同行审理她的稿件，也不愿意转让她的文章版权给学术期刊；除非特别邀请，她不给那些重要的学术期刊投稿，而选择在其他地方发表论文，然后把它们放到网上供人自由下载（她的Academia网页至今有6千多名追踪者，17.3万多次浏览量，在该网名列前茅）。这有助于提高她的公众知名度，但会减少她在主流学术圈的引用率和影响力。她坚持理智的诚实，对她不同意、看不惯的各种学术风潮提出毫不客气的批评，例如批评卡尔·波普尔、蒯因和戴维森，严厉批评罗蒂的“庸俗实用主义”，批评她的认识论同行邦约尔、哥德曼、丘奇兰德夫妇和索沙，批判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各种后现代思潮，批评当代大学的官僚治理和学术文化，由此必然造成她与学术同行以及小单位同事的关系紧张（我清楚地记得，2002年我刚到她那里访学时，她对我说她与同事关系不好，没有聚会和聚餐，也不在一起闲聊和交流；让我别与他们打交道，只跟着她……）。西方学界中人也是人，也具有普通人都会具有的一些弱点和缺点，在有些事情上会做出对她不利的举措。

仔细反思，我从苏珊·哈克那里究竟学到了什么？或许可以列举如下：对学术工作的热爱、忠诚和坚守，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和地位；保持宽广的学术视野，具备广博的知识兴趣，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坚持理性的严谨和诚实，始终把研究的目标对准真相和真理；坚持独立思考，不被流俗和权威所绑架，敢于和善于提出新说；站在现实的粗糙地面上，不忘记作为研究背景支撑的这个复杂而多元的世界，不要让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始终保持健全的常识感：就研究的对象、目标、方法、手段、程序、评价标准等等而言，常识探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等等都是连续的，只不过有所扩展、强化和改善而已；承担和履行作为严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对各种乔装打扮的学术怪论展开有理有据的批评；在困难时期坚持下去，挺住就是一切；不要太在乎外界的评价，不要过于患得患失，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立身行事。

《探究的连续性——古典实用主义的启示》的主体部分是苏珊·哈克应邀在复旦大学杜威中心所作的三次“杜威讲座”，再加上一篇由她本人回顾其学术生涯的长文，另一篇由马克·米戈蒂（Mark Migotti）概述她的智识历程和主要学术贡献的长文，全部由颜中军教授译成中文，译文品质很好。另外收入两篇苏珊·哈克谈美国实用主义的访谈录作为附录。我相信，该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清晰、生动和深入地了解苏珊·哈克的智识历程、治学理念和独特个性，也为我们如何做哲学、追求真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