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造的主体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以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为主题，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在学术启蒙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四个原则：（1）区分政治思想启蒙与学术启蒙，在学术启蒙中探寻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道路；（2）从20世纪50年代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讨论中发现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特点；（3）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研究的对象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创造史；（4）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研究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视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书写范式，叙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了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历史主义方法。这个方法在书写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时，采用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去勾勒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复杂图景，揭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变革的内在机制，从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新的未来走向。

作者简介：何萍，122cc太阳集团教授、122大阳城集团网站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5年第4期

2024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开了三个重要的学术研讨会：第一个是2024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式现代化——纪念萧前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第二个是2024年10月13日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创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暨高清海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第三个是2024年11月2—3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哲学与时代之思：纪念俞吾金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俞吾金全集》发布会”。这三个学术会议都是通过研究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活动来研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研讨提出了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新思路，这就是，通过叙述中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活动来书写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本文将遵循这一研究思路，充分吸取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分析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形成和特点入手，探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研究原则，建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书写范式。

一、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构成及特点

我们要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与学术创造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这个学术世界是怎么来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具有哪些特点？

所谓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是指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以中国大学校园为中心、以中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主体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一开始就具有社会功能和认识论功能：它的社会功能是在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的认识论功能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由于具有了这两重功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阵地，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创造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我们要了解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要研究和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史，就不能不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的形成及其特点。

在中国，以大学校园为阵地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术世界，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1919年8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大钊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明确地把“谈政治”和“谈主义”联系在一起，强调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主义”才有可能。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

“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就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李大钊这里所谈的“主义”就是谈布尔什维主义；他强调“主义”能够解决政治问题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背后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个“工具”。这样一来，李大钊就把谈政治与谈社会主义革命、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贯通起来，其中，谈政治是核心，谈社会主义革命是谈中国政治问题的实质，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寻找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法。李大钊的这些观点构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不仅如此，李大钊在担任《新青年》1919年5月出版的第6卷的“轮值编辑”时，组织刊发了一组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把《新青年》变成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唯物史观学说的杂志。正是这个杂志集合了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在中国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群体。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李达等就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既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以大学校园为阵地，创办杂志、著书立说、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时与中国学术界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论战，阐发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经济学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培育了中国大学校园的革命文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以中国的农村和工厂、中国的革命战争为舞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大学校园和中国革命实践这两个舞台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对马克思主义“知”的探究与对中国革命“行”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他们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个派别。这就是中国20世纪2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

如果我们对这个学术世界的研究范式和群体构成作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这个学术世界在中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围绕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展开的，“谈政治”是这个学术世界的核心问题，由此决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上，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重在研究十月革命的道路如何在中国走得通的问题，即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行”的问题；其二，这个学术世界的成员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双重身份，在这双重身份中，他们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与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一样，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也是以中国大学校园为主阵地，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但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者的身份都发生了变化。在研究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不再以“谈政治”为核心问题，而是以“谈学术”为核心问题，因此，这个学术世界的成员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作为目的，专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与之相应地，在研究者的身份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成员不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而是在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和在中国的学术机构、党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即便像李达这样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也只是以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份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中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的建立，无疑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意义，同时，也提出了研究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课题。这样，中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方面是开展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是李达开辟的。从1951年开始，李达在《新建设》上陆续发表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等系列论文，开创了对毛泽东思想及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1953年，他调任122大阳城集团网站校长，在122大阳城集团网站创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基地，这是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的基地，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开始研究和总结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另一个方面是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建构中国社会主义的学术理念。这两个领域工作的开展，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学术化建设的时代。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来看，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形成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思想研究，既不是中国独有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普遍现象，具有历史必然性。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人类历史处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者和研究者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他们的理论创造工作都是围绕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展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亦是如此。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有两个变化促使了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出现。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初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学术危机。这场危机主要来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在这一观点的主导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工人运动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上，而没有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当作一种社会思潮或实证科学被排除于哲学之外，从而使社会民主党陷入了理论危机。为了挽救这场危机，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力图从学术上论证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世界哲学的性质和特点。这就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化的重大意义。第二个是后工业社会的崛起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变化，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这就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探究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开展文化工业批判，致力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众所周知，思维方式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政治革命是有差别的。政治革命是对社会的改造，因此，研究政治革命问题需要深入到革命的实践之中，它所要解决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就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行”的问题的研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研究改变世界的哲学。与之不同，思维方式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新理性的建构和新文化的创造，因此，对哲学思想方式变革的研究和对文化工业的批判，需要研究人的活动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具体地说，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谱系中去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和文化品格，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精神。这就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的问题的研究。在上述两种学术研究中，前者需要有革命气概的研究群体来承担，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就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术共同体，而后者需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学者来承担，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就出现了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上述两个变化刺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学术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构成了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出现的理论背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东西方各国都出现了以大学校园为阵地、以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

当然，由于东西方各国的情况不同，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学术世界的构成和研究方式会有很大的差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学术世界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学术世界的成员或者在民间的研究机构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均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或者聚集在《新左派评论》《历史唯物主义》《每月评论》《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等著名的左翼期刊周围，形成一定的学术共同体，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或者散布在各大学校园内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就是这些学术共同体创造出来的，这些理论和流派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中并不占有主导地位，但却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成为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力量，因而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是国家培育起来的，它的活动场所主要在国家设立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校园内，其学术研究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国家的学术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学术发展的这一格局：由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组成的学术世界，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为指导，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又主导其他哲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这样一来，由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组成的学术世界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结构中最宽厚的一层，它的作用就是将共产党领袖集体的哲学思想学术化，使其成为各学科的学术研究范式。这一学术研究格局，最早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了这一学术研究格局，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模式。

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研究模式不同，但都是围绕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论题展开的。正是这个共同的论题，成了东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交往的新的结合点。在这个结合点上，东西方各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既相互论争又相互借鉴，从而构造了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纵横交错的发展格局。在横向上，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各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研究时代课题，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传统；在纵向上，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形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相继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学术平台。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苏联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之苏联的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形式，系统地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建立了完备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形态，这就使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成为世界各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平台。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扩展到世界各国，加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日趋成熟，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了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平台。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一系列变化，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就是在与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中，不断地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论，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革新。

这一历史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在这个阶段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以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为主题，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时代，因而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在思想启蒙运动中重新审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价值，并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成果，破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化的自觉意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提出了研究和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新课题，也给了我们反思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思想高度。立足于这样一个思想高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是如何在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碰撞和交融中创造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因此，我们要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内在逻辑进程，就不能越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不能不重视和研究中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学术活动和思想成果。

二、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原则

21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这一概念，既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化转向这一现象的肯定，也是对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而不是学术这一看法的纠偏。出于对上述两个观点的论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明确地把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于“学术文化”，并以这一定位为主线，撰写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但是，从当时出版的相关著作看，研究者们并没有把这一主线贯穿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研究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第一，没有厘清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新中国政治的阶段性变化为依据，来划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各个时期，而在对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评论上，采用的是政治话语，而不是学术话语。这样叙述出来的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其说是学术史，不如说是政治思想史。第二，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上，只是罗列各个时期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战，而没有联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学术活动来分析各个时期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战中的学术思想，因而没有揭示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两点不足表明，这一时期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研究仅有学术史的意识，却没有研究学术史的原则，这是因为研究者当时还没有处理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更没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创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内在关联。因此，我们要确立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原则，就需要从哲学的方法论上说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考察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变化。

在哲学史上，哲学从来就离不开政治。这种离不开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政治作为外在的因素对哲学起作用。在这种情形下，政治行使的是哲学的社会功能，而与政治相对的，是哲学的学术，这是哲学的内在因素，亦是哲学的认识论功能。一种是政治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而进入哲学。在这种情形下，政治被置于认识论的框架中加以研究，成为政治哲学而具有哲学的学术性。在这两种情形中，后一种情形的学术性是不需要质疑的，即便有哲学家提出质疑，那也是学术之争，比如阿尔都塞批评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实质上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它所表现的是两种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争论。在这里，哲学的学术性是一目了然的。与之不同，前一种情形在出现政治主导了哲学研究、成为评价哲学学术价值的标准时，其哲学的学术性迟早都会被质疑。中国学术界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采取了这样一个态度。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学术启蒙后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都对20世纪50—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提出了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苏联哲学为由，否定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否定了这一时期的哲学有学术，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而非学术为由，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方面的批评给学术界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学术空白期。正是这一印象，使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研究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道难题。而要解开这道难题，就需要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批判态度作一方法论的反思。

从方法论的角度审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整体上还处在思想启蒙的阶段，而在思想启蒙引导下开展的学术启蒙才刚刚拉开序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哲学的研究和评价，都是在思想启蒙的框架下展开的。比如，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就带有鲜明的思想启蒙特点，同样地，中国学术界对20世纪5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也是在思想启蒙的框架下展开的。但是，思想启蒙不同于学术启蒙。思想启蒙的目标是政治解放，因而属于政治，而学术启蒙的目标是理性的批判与重构，因而属于学术；思想启蒙只要不妨碍政治目标的实现，就可以采用旧的哲学框架，而学术启蒙一开始就针对旧的哲学框架，是对旧的哲学框架的批判与超越。对于思想启蒙的上述两个特点，我们可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撰稿人胡福明写的回忆文章中找到根据。胡福明在论及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时写道：在弄清了“两个凡是”的本质后，在理论批判上有两个选择：

一是宣传“实践论”，一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反复研究，我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点，批判“两个凡是”。因为，实践论题目太大，内容太广泛。一篇文章容纳不了，同时，广泛的内容会淹没实践标准，冲淡主题，磨掉文章锋芒。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对立，针对性强，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对读者说实践标准比较新鲜，有吸引力。我认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观点，是无懈可击的，是保险的，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我认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

胡福明在这里提到的“实践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是已有的理论，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常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哪一个更适合批判“两个凡是”。由此可见，在思想启蒙的层面上，理论的选择是服从政治批判需要的，至于这个理论是已有的旧理论，还是新理论，是无关紧要的。当时的学术界就是在这一思想启蒙的框架下看待20世纪50—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作为政治批判的对象，以完成思想解放的任务。但是，思想启蒙不是学术启蒙，政治批判只能让人们看到学术的假象，而不能使人们看到学术的真相。因此，若要揭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学术假象，发现学术真相，就要区分思想启蒙和学术启蒙，在学术启蒙的框架中去探寻研究20世纪5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这就构成了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第一个原则，即区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与学术启蒙，在学术启蒙中去探寻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研究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启蒙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一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向度上反思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道，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自我革新；一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向度上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革新的思想资源。在这两个向度中，前一个向度在时间上先于第二个向度，但后一个向度在宽度上优于第一个向度。由于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分别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广度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启蒙，找到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原则。

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启蒙之所以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向度上展开，是因为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框架下展开的，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突破旧的理论框架，建构新的理论框架，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进行批判的反思，而在理论上，就需要以认识论的研究为突破口，研究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破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这样一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和研究认识的主体性问题，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可以切实地走进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学术创造活动，找到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起始点。

在20世纪80年代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广泛流行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苏联哲学。对于这个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来判断，而应该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过程中，探究这个观点的来源及其中的含义。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经历了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到编写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过程。中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为了满足在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才队伍的需要，而中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则是为了破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建构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中国人民大学的汪永祥教授参加过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工作全过程，他在《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教材的编写历程》一文中，叙述了当时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动因和原则。他写道：

20世纪50年代，我在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期间，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就是苏联专家，使用的是苏联教材，学习方法也是当时苏联盛行的“席米纳尔”（一种课堂讨论的形式）那一套，考试评分是5分制。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初期，大体还是如此。这种“全盘苏化”的情况，直到1959年下半年才发生改变。这年9月新学年开学之初，还使用了一段时间当年7月新出版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编写、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久，大约在国庆节后，就接到上级通知，该书停止使用，立即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接着，苏联专家也陆续撤离。这种转变的复杂背景当时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无疑预示着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即将公开化，中苏同盟的“蜜月”结束了。从此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的曲折历程。

在这段话中，汪永祥记叙了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时间节点和起因。这个时间节点，是1959年国庆前后。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主要职能不再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创造，因而也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而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起因，是中国共产党在与苏联共产党发生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后，需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是这个理论没有系统化，没有成为一种学术体系，因此，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目的和全部意义，就是系统地阐发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之学术化，成为一种学术话语体系。这就是汪永祥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所讲的：“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新教材必须突出中国特色，认真总结和体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要充分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汪永祥在这里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当然包括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时期创造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但主要的还是指毛泽东在提出“第二次结合”中强调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思想。所谓“第二次结合”，是指毛泽东在1956年3月17日和24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找到这条道路，毛泽东对恩格斯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进行了认识论的阐发。在毛泽东看来，恩格斯在阐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原理时，重在论证唯物论，而不是认识论。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论方面，恩格斯并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与恩格斯和列宁把这个问题当作唯物论来讲不同，毛泽东是把这个问题当作认识论来讲。在毛泽东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讲的是“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的同一性问题，其中，“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样，毛泽东就把恩格斯的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重心由讲唯物论转化成了讲认识论，由对客观物质世界证明的问题转变为对外界客观运动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的问题，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著名论断，力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解决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问题。

毛泽东在阐发这一论断的内涵时提出了两点：一点是要讲清楚“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一点是要讲清楚“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前者是哲学世界观的建构，后者是哲学方法论的建构。如果我们把毛泽东阐发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内容与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哲学就是认识论”与《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讲的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但是，两者的重心是不同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重在解决十月革命的道路如何能够在中国革命中走得通的问题，其核心论题在于“行”，而“哲学就是认识论”重在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理论的问题，其核心论题在于“知”。当然，在毛泽东那里，“知”的认识辩证法与“行”的认识辩证法不是并行不悖的，而是以辩证法的方法论为契机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如此一来，在“知”的层面上研究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成为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论、新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以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思想为基本原理，来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在内容上必然不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但是，在形式上却没有摆脱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框架。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内容和形式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苏联哲学，其实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框架，其目的是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式的研究方式，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内容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则在探讨认识的主体性问题中给予了肯定。这样一来，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我革新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的讨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在1959年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学术讨论。这就使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编写成为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不可绕过的一环。由此，从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学术讨论中发现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特点，就成为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第二个原则。

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课题，是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讨论中遇到的学术难题。首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如果有，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什么区别？还有，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与他成熟时期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其次，实践在马克思那里究竟是本体论的概念，还是认识论的概念？如果是本体论的概念，那么，它与物质概念的关系如何？是实践在先，还是物质在先？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这些问题都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课题，绝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能够容纳的。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研究兴起之初，并没有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也没有建立起自身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但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展及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带来的变革性意义。

这种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它所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本质上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学科。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这一性质所决定，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兴起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逐渐走出了那种以概念的分析和推演为方法的原理式的研究模式，转向了以历史叙述为方法的哲学史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转向，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走上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道路。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同于其他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世界性的，而不是某一民族的，由于这一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有阶段性的变化，还有世界性的拓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拓展中而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遍性的一种呈现。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就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被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框架。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上述两个意义向我们提出了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创造的历史，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创造，因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构成了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第三个原则。一个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研究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视野，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要运用历史叙述的方法，考察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产生及在每一个阶段上的特点，而且还要运用横向的比较方法，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思想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异同，探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思想是如何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碰撞与交融中不断创新的。这就构成了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第四个原则。

综上所述，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创造虽然始于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编写，但它的研究原则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启蒙中形成的。这一事实表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启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造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在这个转折点上形成的四个研究原则共同构成了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时代，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研究。

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书写范式

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史，不仅要有研究原则，还要有书写范式。但是，这个书写范式是不能任意选择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建构起来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三个概念，厘清它们各自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历史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说明它是如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书写范式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启蒙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都具有哲学史的性质，但两者发展的路径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是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难题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的研究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同的哲学形态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演变。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发展起来的，它的研究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中国特点。这两条路径分别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于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的意义。

所谓中国社会变革，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把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不顾中国的国情，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克服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找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方法，毛泽东不仅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从哲学理论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尤其是对矛盾的特殊性作了系统的研究，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主要方面，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的哲学意义只有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谱系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所谓中国文化变革，是指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摆脱传统文化狭隘性，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学术论争。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以“体”“用”关系为思维框架来思考中西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问题。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主张“西体中用”，按照欧美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精神来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主张“中体西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思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问题上，虽然各持一端，但在思维方式上则是共同的，即都是从民族文化的性格和特点上来理解文化，把东西方文化当作因它们各自的性质不同而截然有别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要在世界文化的水平上发展，因此，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研究世界文化的普遍性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寻找世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同时摒弃帝国主义文化，选择社会主义文化，用社会主义的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瞿秋白认为，这种文化改造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到真正文化的发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瞿秋白和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揭示了中国文化变革的这样一条道路：以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为基础，选择世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在这里，社会主义文化的世界历史普遍性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尺度，中国文化变革的意义就在于消除中国传统文化狭隘的和片面的民族特性，获得了世界社会主义文化的品格。这是一条由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走向世界文化的普遍性的道路。这条道路只有置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中才能叙述出来。

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逻辑进路：中国社会变革展示的是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逻辑进路，而中国文化变革展示的是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逻辑进路。前一个逻辑进路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发展的图景，因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范式中才能叙述出来；后一个逻辑进路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图景，因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书写范式中才能叙述出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因此，我们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传统的变革，就只能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书写范式。

最早规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书写范式的，是冯契。冯契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他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后记中，叙述了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动因：

中国近代哲学史以“五四”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对“五四”以前时期，早已有不少同志作了研究。而对“五四”以后时期，过去研究者甚少，这多半是由于看到它是个荆棘丛生、难以涉足的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我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几次论战作了初步考察，发表了一点议论，便立刻碰上了钉子，也不免感到胆怯起来。但在踌躇了一阵之后，我又决定默默地继续前进。因为我感到，把“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勾画出来，是我应负的历史责任。

这段论述表明，冯契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动因，是为了讲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哲学，确切地说，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他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讲五四运动以前的哲学，是为了讲清楚五四运动之后的哲学起源及未来走向。这一研究理路在他勾勒的中国近代革命的图景中清晰可见。在该书的小结中，冯契以列宁的哲学史圆圈的思想为方法论，勾勒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图景：“从龚自珍、魏源提出某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命题开始，后来康有为建立了一个先验论的体系，严复主张经验论，章太炎的思辨哲学则从唯理论走向唯意志论。到‘五四’时期，那些唯意志论和自觉主义者，如梁漱溟、张君劢等，他们讲玄学，是独断论的；而那些实证论者，如胡适、丁文江等，则有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的倾向。最后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实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对于这幅图景，冯契作了两点说明：其一，这幅图景“近似地重复了欧洲近代哲学发展的一些环节”，但其中的某些环节并没有充分展开，这是因为中国哲学没有达到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水平，需要“迎头赶上”，既是“迎头赶上”就会出现“前一阶段的哲学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来不及总结，就很快进入了后一阶段”的情况。这种情况表明，中国近代哲学是在“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生长出来的，而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趋势是“迎头赶上”西方近代哲学，使自己达到世界哲学的水平。其二，这幅图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把从龚自珍、魏源的哲学到严复、章太炎的哲学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个环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哲学圆圈的完成。这两点说明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之根在中国近代哲学，因此，人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需要从中国近代哲学的起源讲起，要在中西比较中揭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规律。

从这个观点出发，冯契以恩格斯提出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的思想为根据，考察了中国哲学能够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演奏第一提琴”的条件。冯契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后来居上，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演奏第一提琴”，就需要进行哲学革命。这个哲学革命就中国而言，是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哲学理论，尤其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他对比了中国与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和哲学状况，指出：

近代中国比之欧洲各国更要落后得多，但是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努力，确实也使哲学获得了很大发展。中国人学习了进化论，使进化论在中国的土地上得到了发展，又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使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和西方相比较，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尤其有它特殊的重大意义。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不仅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了“前导”，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英、法、德诸国不同，而中、俄两国则较为相近。但是，俄国文化还是属于西方文化的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本来是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系统，差别很大。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就使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了。可以说，由于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中西哲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汇合了，预示着中国哲学将成为统一的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冯契从世界哲学的高度来评价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意义，强调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目标是“成为统一的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哲学革命的方式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通过“感性和理性、绝对和相对、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这样一些互相联系的环节”，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包括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

从勾勒中国近代革命的图景到研究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规律，再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冯契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这就是，扬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而获得世界哲学的普遍性。进而，冯契提出了书写这个逻辑进程的原则。第一，要进行理论的清理工作，抓住中国近代哲学理论研究的主线，即历史观和认识论，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形成与内涵。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成时，冯契重点论述了李大钊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和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形成过程。第二，要叙述中国近代哲学的方法论演进，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形成及内容。在这一方面，冯契比较了严复、章太炎、胡适和金岳霖的科学方法，叙述了近代哲学的科学方法取代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学方法的过程，最后叙述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并以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为经典，论述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军事研究的方法以及认识论、辩证的发展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等。当冯契用这些原则去书写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时，就把中国近代哲学史写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起源史。

对于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的书写方式，我们可以分别从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从抽象的层面分析，冯契把中国近代哲学置于世界哲学的框架之中，历史地叙述中国近代哲学的起源、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与方法，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这些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书写范式的逻辑框架。从具体的层面分析，冯契以五四运动到1949年这一断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经验原型，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高成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学理为书写内容和思维框架，从中提炼出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史的方法。在这个层面上，冯契指出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两个缺陷：一是夸大了阶级分析方法，“把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绝对化”；二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分析很不够，尤其表现在对经学方法的清算不力，甚至披着革命的外衣来贩卖经学方法”。冯契反对用这两种方法来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原型的科学方法替代上述两种方法。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书写置于学术史的框架之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书写范式的方法论。在这两个层面中，逻辑框架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论是变动的，它会随着经验原型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书写范式是开放的、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书写范式的开放性，为我们书写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打开了空间。在这里，我们不仅要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书写范式，而且还要对比分析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建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书写范式。

对比分析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三个变化：其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历史前提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到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它的历史前提是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中西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冲突和碰撞，所以，书写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要从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中国近代哲学讲起。而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历史前提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书写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要从已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讲起。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世界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构成的，所以，书写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史，只需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学术创造活动和学术成果就可以了，但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是由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群体构成的，而这个群体的学术创造又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体的学术思想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书写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史，不仅要关注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而且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体的学术思想，还要关注两者的关联。其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复杂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是在传播和接受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思想的过程中，走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创造道路的。但是，1949年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有很大区别。1949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持全盘肯定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阐发的唯物史观，还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都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并将其运用于观察中国社会，作为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但是，1949年后，由于中国人已经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世界开始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尺度来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有选择地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或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这就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复杂的源流关系。这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研究的新课题。

上述三个变化表明，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走向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建设经历了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建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多个学科、多个哲学形态交叉研究的过程。对于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史，我们不能再采用线性的思维方式去叙述某一种哲学理论的形成史，而必须采用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去勾勒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复杂图景，揭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变革的内在机制，从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新的未来走向。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意义。